周陽山》胡佛一生:科學、民主、愛中國

http://www.cntimes.info 2018-10-01 19:29:46
  本報訊/中央研究院胡佛院士生於1929年12月1日,祖籍浙江杭州,寄籍江蘇揚州。2018年9月10日胡先生在台北仙逝,走完了89年的燦爛人生。

  胡先生從母姓,先尊戴天球先生曾是追隨中山革命的中華革命黨人,就學於兩江法政學堂和東京大學法科,曾任大元帥府秘書,為全國著名律師,後擔任國大代表,參與制憲工作,並籌組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擔任常務理事兼祕書長。胡先生克紹箕裘,以憲政法治的研究與實踐聞名於世。

  民主、科學、愛中國是胡院士一生矢志不移的理念,也是他奮鬥惕勵的人生志業。他努力不懈的繼承並闡揚孫中山的治國理念與革命學說,並主張政治體系是由認同、結構與功能三者所組成,缺一不可。其中,民族認同是國家穩定的基石,「如果文化不能達到共識,整個政治體系都將發生動搖。」基於此,他特別強調民族認同與愛中國的關鍵意義,而背叛國家、否定民族認同,乃是不道德的。

  胡先生一生的終極關懷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不再受到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與殖民主義的侵凌與壓迫,並且要建立起真正的憲政民主、科學理性與和平均富。他認為,中國的民主統一乃是最高的道德價值。

  對於台獨的思想基礎─台灣主義,胡先生細心地從歷史與文化角度剖析,認為日本殖民主義者當年推動皇民化的目的,是要從歷史感情上割斷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親緣關係。而後來的人提出的以台灣為主、向外擴張的「同心圓論」,其目的則是要把兩岸民胞物與、同文同種的歷史淵源進一步切割,使其與中華文化分離。但是,國族認同問題必須透過文化途徑從根源上進行梳理,並加以導正,而小恩小惠的利多或施恩,卻是無濟於事。

  在政治結構方面,胡先生將「國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加以釐清,他強調孫中山倡導革命的「保中國、不保大清」觀念至為重要。而其中,「中國」是指國家與民族,「大清」則是指政府與政權。政權乃是一時一地的,國家則是恆常不變的認同象徵。這與英國憲政主義所強調「效忠女王(代表國家)、反對政府(執政黨)」的理念,如出一轍。胡先生一生認同議會內閣制理念,主張在國族認同的共同基礎上,推動民權主義與憲政民主的建設,奠定公平公正的民主競爭規範,並實施民主選舉,落實主權在民理念。基於此,民主選舉的目的是選出新的政府、反映新的民意,並制定出新的政策,而不是一些人主張的要顛覆國家認同,「選出另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對於過去一些西方學者著重政治決策及執行過程的分析,強調政黨功能與公共政策的差異,卻根本忽視了國族認同的統攝性文化與民權主義的結構性文化的重要作用,胡先生認為,這將造成認同、結構與功能這三類政治文化在層次上的混淆。究其因,這是因為過去西方民主國家(主要是英、美)在國家統合與政體規範上較為穩定,很少有嚴重的文化與認同分歧,所以學界特別著重政治過程與功能的分析,其重點放在公眾利益衝突的調和與解決之上,卻忽略更為根本的統攝型文化的認同取向,包括國族意識、愛國主義、文明價值等認同問題。

  但是近年來,隨著美國川普風潮和西方民粹主義的崛起,美國與歐洲的國族認同問題已益趨分裂與激化,從英國脫歐、美國優先、文明衝突到反全球化、否定外來移民、激化族群對立,均凸顯文化認同與政治結構問題的嚴重困境。但胡先生卻早在3、40年前,就以具體的經驗研究,點明了此一問題的關鍵意義。

  從1970年代初期起,胡先生決心以權力關係為核心概念,構建他的學術理論架構。1976年,他推動台北內湖區的調查研究,以所有公務人員和公民為樣本,進行對比觀察。1980年代以後,他更進一步對國內歷次重要選舉進行實証分析,觀察台灣地區的政治文化、政治態度與政治參與和變遷。1992年,胡先生領導的台大「政治體系與變遷研究工作室」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杜克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香港中文大學進行跨國合作,進一步開展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三地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的研究,逐漸得到國際的重視與認可。這也是迄今為止在華人世界政治學的經驗研究上,規模宏大、持之以恆的一項重要成就。

  對於30多年來持續不斷的科學研究,胡先生在自敘時曾指出:「在一個政治權勢不容懷疑的威權社會,統治階層的特殊觀念,透過政治權力的行使,就會籠罩一切,政治的知識不過是信仰與奉行而已,那裡還有可能容忍政治學者,自由地根據學術求真的精神,運用嚴謹的分析方式,作科學性的探究呢?」

  但是,胡先生卻以大無畏的道德勇氣,在威權統治極盛的年代,秉持憲政自由主義者的理性與良知,對抗特務的威脅、查禁的警告與同僚的異見,完成了一項又一項重要研究成果,也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學生。他坦言「作為一個力求突破禁制、熱愛科學探究的政治學者,如不經歷種種的磨練與奮鬥,是不可能累積一些成果的」。「想到以往所遭遇的困阨與苦況,以及奮力對抗所滋生的激情,當時不易為人所知,現時人恐怕更難體會」。

  但是,正是這樣大無畏的道德勇氣、自由精神與科學奉獻,成就了台灣在威權轉型時代的政治學研究與憲政民主發展,胡先生居功厥偉,卻從不以此自誇自滿。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成立,在胡先生和其他仲介人士的折衝與協調之下,歷經艱辛,終於化解了朝野衝突、零和對峙的危機,也為台灣的民主化改革開展了和平的序幕。1990年6月,國是會議期間,胡先生查覺執政者的修憲意圖竟然是動搖國家認同、推動台獨分裂,從根本上違背憲政主義與自由民主的精神,乃毅然決然退出會議、拒絕再為其背書。

  胡先生一生堅持科學、民主、愛中國的理念,自始至終,未曾動搖!而他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充分實踐自我、成就了自由主義與憲政民主的精神,足為後世之楷模!

  胡先生出身江浙世家,自幼習文,工書法,亦譜詩詞,在研究工作之餘,胡先生經常與師母、四個孩子在山間曲徑散步,在夕陽與山風中攜手相扶,其樂融融。1997年,胡先生譜詞一首《牽手》,記載著他長年來與師母患難與共的情感,特列於後,以表達感念之情:「翠聳新篁半入天,水溢澗溪注枳園,道人心緒是啼鵑。空山夕照留片刻,飛絮輕飄去無邊,拾階語住手相牽。」

  (作者為金門大學教授)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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