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新立:蕭道應--一生為台灣找出路

http://www.cntimes.info 2020-04-02 00:46:07
 蕭道應1916年生於屏東佳冬素有抗日傳統的客家望族,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前身)醫學部,是台灣法醫學的開創者,青年時期與妻子黃素貞前往大陸,參加全民抗戰,抗戰勝利後回到台灣,參加中共「解放台灣」的地下黨革命鬥爭。蕭一生充滿傳奇,在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為台灣尋找出路。

 蕭道應說他自己是「革命時代的悲劇演員」,主要是指他為中共「解放台灣」而做出由「迎接解放」到「配合解放」的革命工作,最後以「悲劇」收場。蕭被捕後,命運之神未讓他走向馬場町「從容就義」,反而以「自新人員」被安排進入公職機構從事法醫檢視鑑定工作,退休後,調查局仍聘請蕭擔任第六處法醫顧問,直到2002年87歲病逝。

革命伴侶、民族主義鬥士  
 
蕭道應、黃素貞這對革命伴侶,是民族主義鬥士,又是「職業革命家」,他們不是貪生怕死的庸碌之輩,「生」與「死」早已被他倆置於度外。蕭「自新」後進入調查局法醫部門服務,其實是「就地監管」,這是國民黨對待「政治敵對者」的傳統作法,重慶時代蔣介石對待離開延安的張國燾也是如此。

我考入調查局在「展抱山莊」受訓時,訓練所安排我們學員們去調查局第六處(科學鑑定/法醫)參訪學習,在場曾聆聽一位副處長級,有醫師氣質的人物講解法醫檢視案例,他的名字叫蕭道應。因此,在年齡上蕭是我的前輩,在公職意義上,他算是我的長官,後來我對他了解越深,對他敬重就越多。

去年蕭先生哲嗣開平兄親手送我一本新書《革命時代的悲劇演員蕭道應》(黃素貞、藍博洲著,台北:人間出版社,2019),讓我有機會對這位前輩/老長官的思想理念、人格風尚、人生際遇有更深的認識、尊敬與感受。限於篇幅,本文只談蕭道應早年的抗日與革命生涯,且圍繞著他在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思想意識與政治實踐,作為對這位前輩的基本回憶。

流著民族主義基因的血液

蕭道應出身屏東佳冬素有抗日傳統的「步月樓」客家望族,他血管裡流著的是有民族主義基因的血液。身為一個出生在台灣的中國人,據蕭開平說「父親一直思考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如何堅守一個台灣的中國人的立場?」

蕭道應讀台北高等學校時,他堅守作為一個台灣的中國人的立場是:見到日本學生粗暴地欺負台籍同學時,他心存反感,並找機會討回受傷的民族自尊心。開平兄還說,他父親自幼喜穿唐裝,在校並正告過日本及台灣同學,「除非以中國人、戰勝國的人民身分」,否則他不會「以被殖民的次等國民(身分)去日本讀書」,果然蕭道應未曾去日本留學,反而以第一名成績考取台北帝大醫學部,可見蕭道應的民族意識強烈到令人尊敬的地步。

蕭道應的民族意識高過族群意識。蕭道應晚年回憶,他與閩南籍同學許強在台北高校讀書生活時說:「在高校,我們最初遇到的問題便是閩客之間的問題。通過討論以後,我們發現我們彼此都認為應該『反封建』。首先,我們認識到,人本來是動物,而動物都有排外、保己的本能,這是動物所有的最低本能表現。所以,我們兩人都同意互相排除『排外的動物本能』,也就是說,互相都要摒棄『狹窄的民族意識』(族群意識)。」

除了「反封建」,蕭道應還和許強談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問題。蕭說台灣是日本殖民地,不能用「改良主義」反抗日本的殖民主義,最消極的態度是要有自己的思想準備,要認識出「我們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這個「事實」。為此身分認同,蕭後來用積極的態度前往祖國大陸,以行動參加了全民抗戰。

蕭開平還說,他父親讀高校時,就由台南親戚介紹一位顏姓望族閨女並論及婚嫁,只因一日共同出遊,在火車由台北經圓山站路過半山腰上的日本神社(今圓山大飯店處)時,這位顏小姐隨著日本人起立恭敬地朝神社行了個大禮,蕭道應因此改變主意,回頭解除婚約。另外,也讓我與開平兄同感納悶的是,他父親去日本開會及旅遊時,每次旅程中上廁所,巴士都停在日本神社邊,蕭道應都拒絕下車。開平說:「父親怎麼可能一整天不小便?」我的詮釋是:不是不想小解,而是拒絕在曾經侵略過中國的日本軍國主義神社上廁所。 

赴大陸參加全民抗日聖戰

1929年蕭道應進入高雄州立中學校就讀時,就認識同具強烈民族意識的客籍同學鍾浩東(和鳴)。1937年,日本開始在台灣推行「皇民化」,宣布禁用漢文,此時正在台北帝大醫學部讀書的蕭道應,遇到由福州回到台灣的黃素貞。蕭與鍾浩東一起跟著後來成為蕭夫人的黃素貞,學習北京話(國語)、學唱「總理紀念歌」和「義勇軍進行曲」。此時,中華民族對日抗戰已經爆發,蕭、鍾二人一面學國語,一面籌組準備前往大陸參加抗戰的「醫療服務團」。1940年1月,蕭道應與同具民族意識的黃素貞結婚,4月蕭自台北帝大畢業,7月蕭氏夫婦離開台灣,前往大陸參加全民抗日民族聖戰。

蕭、黃二人抵達上海時,蔣碧玉(蔣渭水女兒)及李南鋒來接船,接著轉往香港,要與鐘浩東在九龍會合。據蕭夫人回憶,他們四人去香港時,在船上把日本護照丟棄入海,以示對日抗戰的決心,這可再次看出蕭道應們的民族意識。

蕭道應四個人與鐘浩東在九龍會合後,旋即前往廣東東江流域的惠陽,參加丘念台組織的「東區服務隊」。由惠州到韶關的河上行船途中,蕭道應看到中國人民的韌性:「拉夫整日在岸上耗費勞力,用繩索拉著船身往上游緩慢爬行,只吃一個白米飯團、喝幾口河水就能整日幹活」;「多位老百姓來到醫護所,整條腿都已爛到見骨了,經我換藥治療一、二次,他們竟能迅速康復,不久又能生龍活虎的走動了!」如今回想,就是這種中華民族的堅忍韌性,取得了對日抗戰的最後勝利。

1945年6月抗戰勝利前夕,原台灣民眾黨劉雪漁與張旺等東江縱隊所屬的「台灣解放同志會」,在廣州羅浮山成立「華南台灣人民解放聯盟」,不久後東江縱隊與蕭道應接觸,蕭由民族主義開始轉向社會主義。

回台入黨配合解放台灣

蕭於1946年6月由汕頭回到台灣,經老師杜聰明推薦任教於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系,7月蔡孝乾在中共華東局授意下,在台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而曾永賢早於兩個月前已由日本返回台灣。1947年底蕭道應由張志忠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張志忠領導下擔任統戰與社會調查工作,此時「解放台灣」對蕭道應而言,是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相結合的政治社會實踐。

從1947到1949年,蕭道應扮演的角色是「職業革命家」,他曾在鶯歌地區沿路書寫紀念二二八標語,曾在台大醫學院擔任支部書記,曾在台共「省工委」指示下努力做好群眾工作,也曾在三峽烏塗窟由張志忠、陳福星(老洪)主持的幹部學習班,與曾永賢等二三十個「職業革命家」,集體學習台灣山地形勢與游擊戰術,以便擴展游擊根據地。

由「迎接解放」到「配合解放」的革命轉變期中,國民黨的「反共」也更加凌厲,「省工委」被政府破獲後,台共的重要幹部一個個被抓捕後槍斃。1950年台共接到中共中央《四月指示》,餘下的台共,以陳福星、曾永賢、黎明華為首組織臨時領導機構(重建「省工委」),此時蕭道應在國民黨「白色恐怖」及誘召「自首」的情勢下,仍然堅持獨立作戰,跳出舊據點,開闢新基地。

國民黨政府為了摧毀「重整後台灣省委」組織,由幾個情治單位成立「特種聯合小組」,利用「打進去、拉出來」等各種偽裝方式想要徹底解決「剩餘台共」。1952年4月25日凌晨3點半,蕭道應在三義魚藤坪自己構築的新山洞內,與「特種聯合小組」行動人員肉搏40分鐘後就地被捕,晚間9點曾永賢也在山洞內被捕,午夜陳福星也被捕。

自比革命時代的悲劇演員

「配合解放」的革命工作以失敗收場,蕭道應形容自己是「革命時代的悲劇演員」,但此「悲劇」不應由蕭一人承擔。有人指蕭被捕後「自新」是「共產黨叛徒」的行為,他自嘲《自新報告》不是自己寫的,也沒有簽字;蕭被捕後在大龍峒留質室,對他與張志忠的事情全部保留,毫無暴露;張志忠(革命時期蕭的上級/直接領導)在牢中還跟石聰金(蕭的前廣州珠江南岸「花地」革命同志)說:「蕭道應有不得已的苦衷,相信他,他是唯一和敵人抵抗,劇烈格鬥並受傷流血才被捕的人,相信他,聽他的,並且將牢裡鬥爭的情形告訴他。」

開平兄說,晚年他「父親的心情是複雜與沉重的,他無法承受自己身為『共產黨叛徒』這一事實」,「自新」之後,「拒領調查局法醫室薪水,消極抵制」。既然《自新報告》不是蕭道應自己寫的,也沒有簽字,張志忠被判死刑後還說「不要大家都去當烈士」,「相信他(蕭),聽他(蕭)的」。由蕭的「自嘲」和張對蕭的「相信」,說明蕭並不是「共產黨叛徒」。

一個出身屏東佳冬望族的高級知識分子,蕭以作為「台灣的中國人」自豪,能放棄個人私利,為了民族的解放及台灣的未來,毅然參加對日抗戰,回台後以政治實踐配合「新民主主義革命」,最後雖扮演了「革命時代的悲劇演員」,但我們必須公平、客觀、理性地對待「身為台灣的中國人,將最後一塊破碎山河補回去」的蕭道應。

此外,在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蕭道應,他的理念與作為,在今日台灣當局親美媚日的荒謬現實時空中,會起著令人反思國族認同與台灣歷史命運抉擇與走向的作用。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來源:觀察月刊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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